斯宾塞·约翰逊的著作《谁动了我的奶酪》曾经风靡全球，书中描述的四个小人物嗅嗅、匆匆、哼哼和唧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嗅嗅能及早嗅出变化的气息；匆匆能够迅速行动；唧唧能够及时地调整自己适应变化，而唯有哼哼因为害怕改变而否认和拒绝变化，从而使事情变得更糟。该书生动的阐述了“变是唯一的不变”这一生活真谛，这也是一种意识—当今社会普遍需要来处理、面对时代变化和危机。

 当大家对嗅嗅、匆匆、唧唧的行为赞赏乃至追捧之余，也许会忽略了另一个小人物——哼哼，但是在当今的社会中，我们却无法否认哼哼代表着很多的人，很多的事。就比如说，现在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的烟草控制。作为世界上香烟最大的生产和消费国家，中国的控烟任务任重道远，一方面香烟的产业蓬勃发展，另一方面青少年吸烟的人数仍然在不断地增长。造成今天这一局面，到底是因为利益之手？还是控烟的措施不力？面对这一情况，我们是不是害怕改变而否认和拒绝变化？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深入的探讨。

 一、烟草危机与利益之手

 烟草原产于美洲，印第安人发现其中含有可以兴奋神经的物质，在部落会议和祭祀活动中吸食其燃烧的烟，西班牙殖民者将其带到欧洲，最早的西班牙水手回国喷云吐雾时，曾经使家乡的人大惊失色，认为他们和魔鬼打交道，但很快烟草的使用就奉行全欧洲并向世界普及。中国的烟草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1575年，烟草由吕宋传入台湾、福建。1579年，利玛窦把鼻烟带入广东。明朝初年，国势强盛，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繁荣，明政府允许与外人通商，因此，烟草能在这时大量传入，由此形成了中国烟草种植业和吸烟兴盛的风气。烟草的使用起源并不是中国，但是就是在几百年后，中国成为了香烟最大的生产和消费国家。2010年最新数据表明，我国15岁及以上男性吸烟率为62.8%，男性吸烟者总数为3.4亿，女性吸烟率为3.1%，女性吸烟人数为1639万，总吸烟人数为3.56亿。13岁～18岁青少年1.3亿人中，吸烟者约1500万，尝试吸烟者不下4000万，遭受二手烟雾危害的人数高达6500万。

 2000年后我国吸烟人群在经历20多年的高吸烟率后，其负面健康效应正逐步凸现出来。按保守估计，2000年烟草使用的归因死亡为60万人，但2005年因烟草使用的死亡已达到120万人，其中有33.8% 在40－69岁之间死去，损失20～25年的寿命。2010年我国死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占死亡人口总数的12％，超过因艾滋病、结核、交通事故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2020年我国归因于烟草的年死亡人数将达到200万人，占世界总数比重的21.3%，2030年将达到350万人，占世界预测烟草归因死亡人数的43.75%。烟草疾病负担高峰的到来将与我国“人口红利”期的结束一致，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全社会面临更为沉重的疾病负担，并进一步损害我国的劳动力资源。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表示，烟草行业是政府财政收入的纳税大户，导致政府很难对其“下手”。为此，60多位公共卫生专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等首次联手，历时一年半对控烟与经济发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烟草流行是中国慢性病快速上升的主要危险因素，烟草业已成为最大的健康危害型产业。该份名为《控烟与中国未来》的报告显示，在我国，烟草导致的健康危害已使其社会经济效应呈负值，去年，其社会净效益已由1998年时的正1.5亿元骤降至负600亿元。“这意味着，由吸烟导致的包括医疗成本、劳动力损失等社会成本已经远远高于烟草行业的总成本、缴税总额、就业贡献等价值总额，而且在未来20年这种净效益还会增大”，杨功焕担忧不已。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吸烟导致的年死亡归因会达到300万，占25%，“这是个非常可怕的数字，而艾滋病也不过只占死亡归因的2%或3%”。

 二、控烟措施不力

 从世界范围来看，控烟已成为维护公众健康水平，减少疾病威胁，缓解医疗资源压力刻不容缓的关键举措。为遏制烟草盛行所带来的健康负担，我国在2003年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成为第77个签约国。200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承诺自2006年1月起，于5年内实现框架公约的基本内容。公约生效以来，虽然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按照公约的要求开展了大量控烟履约工作，如创建无烟环境，开展预防二手烟危害的工作；利用各类健康警示，提高吸烟者和非吸烟者对烟草危害健康的认识；开展提高卷烟税收进而提高烟草制品价格的研究和探索等。但五年的控烟行动实施的结果却是收效甚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我国男性人群的吸烟率一直维持在三亿以上，与2002年相比基本没有变化。96年、02年、2010年三次调查结果显示，戒烟率和吸烟人群戒烟水平虽然有所上升，但是复吸率高，戒烟成功率低。二手烟暴露水平基本没有变化，2002年至2010年下降比例是0.08%。吸烟人群中戒烟的人数并没有因控烟宣传和无烟环境建设而大幅增加，却出现平均吸烟量增加，等令人担忧的现象。据了解，在对“过去30天室内工作场所有人吸烟的比例”的调查发现，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过去30天有人吸烟的比例分别达到63.3%和72.7%。过去12个月就医的吸烟者中，将近60%的医生没有询问他们的吸烟习惯。我国人群中，有1.5亿吸烟者购买5元一盒或更低价位的卷烟，每百盒卷烟的花费仅占200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2%。这些都表明我国控烟履约政策执行不力。与此同时，2002年以来，我国吸烟者的戒烟意愿没有增加，高复吸比例也没有得到改观。有数据表明在吸烟率不断上升的同时，平均吸烟量增加，初吸年龄也在不断提前。另外，文化水平对吸烟也有影响，有调查数据表明，无论男性或女性，教育程度越高，吸烟水平越低。2010年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男性人群现在吸烟率为40.3%，而文盲半文盲以及小学教育水平的男性人群现在吸烟率分别为55.7%以及57.3%。

 三、烟草企业及利益集团变相营销

 烟草企业及利益集团，往往利用捐款助学、隐性广告等方式进行烟草营销。尤其是在热播的电影和电视剧中，吸烟镜头泛滥成灾，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行为与价值判断。烟草企业及相关利益集团为谋求经济利益，同样实施了大量反控烟活动，例如否定吸烟危害健康的科学结论，歪曲宣称吸烟者的权利，采取降低烟草焦油含量来减少烟草危害的宣传策略误导公众，通过赞助希望小学、公益活动和促销等活动变相进行烟草广告和营销等。

 有关统计发现：2009年度票房排列前40名的国产电影中，31部电影里共有524个烟草镜头；而收视率最高的30部国产电视剧中，则有2561个烟草镜头。“我国青少年吸烟与影视剧中的吸烟镜头的误导有密切关系。影视剧中的吸烟行为往往与成熟、性感、魅力、时尚联系在一起，这对青少年吸烟态度、观念、行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造成青少年尝试吸第一支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同样 2010年，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对11000名中学生开展调查结果显示，一半多的中学生表示经常在影视剧中见到烟草镜头，近四成的中学生认为演员吸烟表现出的是成熟和魅力，三成多的中学生会尝试模仿影视剧中的人物吸烟。调查还发现，青少年看到偶像吸烟后对吸烟的认同感会提高16倍。

 四、二手烟暴露率危害更多人群

 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控制手段和践行履约的法律约束，二手烟暴露率居高不下，使得烟草危害波及更多人群，尤其是少年儿童。相比于庞大的吸烟人群，更多不吸烟者遭受着二手烟危害。与1996年相比，2010年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的二手烟暴露率的增长均为两倍以上。在9亿多不吸烟的成人中，估计约有5.56亿人暴露于二手烟，加上1.82亿儿童,共计有7.38亿不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虽然几乎所有的直辖市、省会城市都通过地方性法规或者规章的方式制订了禁烟方面的法规和规章，但由于执法主体力量薄弱，控烟立法层级低、内容分散、效率不高，对二手烟控制的科学性、有效性存在很大的问题。

 五、控烟共识

 首先、由于控烟是一项牵涉到多方利益复杂的博弈过程，所以，控烟离不开社会观念的转变和政府的强力推动，政府应当以维护公民健康幸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切实履约控烟公约。目前，包括我国政府在内的国际控烟行动还仅仅局限在控制公共场所吸烟的末端消费环节上，尚处于“治标”阶段。要解决烟草污染问题，必须“治本”，控制烟草供应源头。制定和实施生产一经营一消费的“一体化”控烟战略，将控烟纳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实施公共戒烟计划，培育健康生活方式

 第二、通过教育引导、心理干预、舆论宣传等方式，帮助公民改变、扭转吸烟习惯，形成积极、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及行为习惯。真正为国民营造无烟草公害的绿色健康环境，切实维护和提升国民的健康。例如对于吸烟的人来讲，每天从口袋中掏出烟盒的次数平均为70次，如果每次掏出时就会看到烟盒上超过三分之一面积的警示语言与警示图案，这不仅对吸烟者的心理将产生极大的震动，也会向周围不吸烟的人传播吸烟有害健康的知识。

 第三、在关键人群——医生、教师和公务员中，推行更为严格的控烟措施并纳入单位考核范畴。并通过他们的影响力帮助更多人们远离烟草，维护健康。国际控烟成功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三大群体是对控烟的社会影响最显著的群体，只有他们的吸烟率下降，才有全民吸烟率的下降。有资料显示：中国医务人员吸烟率达25．8％，其中男性45．8％，女性1．3％。在我国，4O岁至55岁的男性医务人员有一半以上每天都吸烟。在上海，56％的吸烟医生从来没有戒过烟，有近半数的医生认为“低焦油、低尼古丁的烟草对身体的危害小”。显然在这些关键群体进行控烟中还可以有很大的作为。

 第四，以青少年群体为重点人群，切断控烟文化传播链，培养青少年对烟草的抵御能力和控烟意识。根深蒂固的烟草文化极大地抵消了控烟实施效果，培养健康的行为方式需要从源头抓起。对青少年抵御烟草诱惑的教育应该成为一项“基本教育”。建议全面创建“无烟学校”，开设控烟教育课程，注重烟草健康警示教育，建立烟草广告和媒体不良信息治理的长效机制，尽量消除“名人效应.‘家长效应.‘师长效应”和“影视明星效应”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借鉴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研究成果，加大对青少年控烟意识的干预有效途径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