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自闭症研究中心负责人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认为，自闭症或许跟男女大脑差异有关；自闭症是男性大脑的极端形式，它不仅是一种缺陷，还是一种才能。

 本文是对《自闭症，大脑的极端男性化状态》一文的补充，在这里你将看到巴伦-科恩关于自闭症研究的更多内容，同时了解学界对其实验和假说的接受状态。

 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巴伦-科恩2012年选中荷兰城市埃因霍温作为研究测试案例点。这座城市100多年前就成为飞利浦公司总部所在地，现在是荷兰的科技中心之一。

 一份来自埃因霍温父母的报告显示，这里的儿童自闭症患者比例更高。这份报告让巴伦-科恩决定将此地作为研究对象。他发现，相比于其他两个规模相近的荷兰城市，埃因霍温出生的孩子被确诊为自闭症的几率要高出2-4倍。表面看来，这证明了具有高度系统化倾向（即就职于高科技企业）的父母后代更易患自闭症。

 不过，也有人质疑此项研究，主要原因是巴伦-科恩没有提及父母的年龄和教育水平。这两项数据在其他研究中都被证实与儿童自闭症发病率相关。据称，2010年加州开展的一项研究并未发现硅谷儿童自闭症高发；这种现象多见于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这样的父母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去诊断他们的孩子。

 巴伦-科恩对此质疑做出回应，称研究目的不是收集父母的信息，因为数据来源是当地学校档案记录。开头提及的在线“大学生父母项目”，鼓励父母填写网络问卷并保证对信息严格保密，其问卷涵盖了被调查父母的年龄与教育信息。

 就硅谷而言，2009年旧金山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当地父母职业与子女被诊断为有自闭倾向的几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母亲从事科技业，则后代出现自闭特征的几率略有升高。但这一几率与父亲职业之间的关联却未能得以证实。

 巴伦-科恩指出，类似情况的自闭症患者，适合在理论物理、数学或工程学等需要高水平系统化能力，同时不涉及过多人际交往的领域发展。相比于教师教学，通过计算机学习更适合他们。

“200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估算，被诊断为自闭症的群体中约有50%的人智商达到甚至超越平均水平。在大量人口中调查并得出百分比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金钱，以及成千上万儿童的参与；这种机会不常有。”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被诊断为自闭症的儿童中，62%的智商达到或者超过70。

 巴伦-科恩的理论在学界的接受度如何呢？

 以色列儿童发展与康复协会主席、统一健康服务机构（Meuhedet Health Services）北部区和撒玛利亚神经发育研究负责人米切尔•舒尔茨博士认为：“巴伦-科恩为久被忽视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理论尚未被证实，但他本人确确实实非常有想法，并且思路清晰——先建构理论然后试着去验证。理论本身颇具争议性，但他掌握的数据对其很有利。”

 舒尔茨补充说，现在的问题是自闭症从整体上还未得到充分研究。“系统化研究不过20年，我们了解得还太少。”

 那巴伦-科恩的研究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其实干系之重，超乎我们的想象。在他于2009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3370名儿童的母亲填写了泛自闭症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样本中每3名已被确诊的自闭症患者对应两名未得到确诊的患者。这个数据符合一些记者所谓的“自闭症大流行”现象——近几十年来自闭症患者确诊率的直线上升。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2000年美国平均150个儿童中有一个自闭症患者，到了2008年，这一比率上升为1:88。

 舒尔茨提供的数据显示，以色列12岁及以下儿童自闭症发生率为0.48%，也就是说，每150个儿童中就有一个患有自闭症。20世纪80年代，这一比率是1000：1。如此看来，增长确实惊人。

 自闭症真的是一种流行吗？

 巴伦-科恩认为没必要反应过度：“几乎可以确定自闭症发生率的上升可以通过程序原因得到解释，比如甄别手段的改进、认知程度的提高、医疗与教育服务设施的增长以及对自闭症定义和诊断标准的扩充——阿斯伯格综合征和不完全病例也涵盖在了其中。”这形成了对所谓泛自闭症障碍的参考依据。现在儿童接受症状检查的年龄也大大提前（从2岁开始），似乎也是导致自闭症患者数量上升的原因。

 舒尔茨也认为，近年来自闭症的定义已经大大放宽。“20世纪40年代，肯纳描述的第一批自闭症病例都是智力严重受损，或者说出现智力障碍的儿童。直到最近才出现了对高功能阿斯伯格综合征患儿（注：通常智商中等或更高且语言、学习能力较佳）的描述。我们仍有太多的未知，导致自闭行为的综合症很多，但同时许多自闭症儿童又没有表现出这些综合症。与唐氏儿不同，目前尚未发现导致自闭症的特定遗传原因。”

 但是，舒尔茨不认为近来诊断变得更加高效，也不同意这是导致自闭症发生率激增的观点。“现在有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这样的机构负责统计不同地区研究中心的上报数据，所有人都反映了同一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报告内容是自闭症的现状的反映。我注意到从2002年到2012年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不禁问：20年前自闭症儿童都在哪里？谁曾经检查过他们？那时候能够照料自闭症儿童的特殊幼儿园比现在少得多，那些孩子进的又是什么样的机构？”

 说不定他们像那些有学习障碍的儿童一样，融入了普通教育体系？

 舒尔茨表示：“有学习障碍的儿童具备完整的社交能力。他们能够顺利地结婚生子、组建家庭，成为社会的一份子。但自闭症儿童无法应对日常生活，他们需要全方面的支持。这就是我不相信自闭症儿童都进入普通幼儿园学习的原因。我不妄下结论，因为我认为还有很多事情我们并不了解。”

 巴伦-科恩则更担心过度诊断。“同其他医疗状况下一样，人只有在不舒服的时候才需要看医生。假如某人找到了不需要过多与人交流的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同侪对他持肯定的态度，那他/她就不需要医学帮助。如果他们感到孤独和难过，或者有抑郁的征兆，那最好尽快就医。但这不是（因为）自闭症，而是自闭症带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