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父母的“强硬建议”，海外留学归来的李晓做梦也不会想到她的职业生涯将从一名城管做起。此前，她已经找到了在一家小型公司做外贸的工作，能理所当然地用所学的商科知识在商场上一显身手，然而刚公布的公务员考试结果将一切打乱了。

 原本她只是“试试看”，在父母的催促下，报考了一个招录人数较多的城管职位，但她压根没有想过自己能考过，更没有想过自己要去从事城管工作。“这与我的专业所学和职业规划根本不相符嘛。”李晓说。

 然而当得知女儿考中的消息后，父母显然“不淡定”了。面对犹豫不决的女儿，他们开始了轮番教育：

“5000多人报考，只录取50人，录取比例还不足百分之一，千辛万苦考上了，怎么能放弃？”妈妈苦口婆心。

“这次招的是有‘编制’的，你知不知道一个‘编制’有多重要？你知道‘编制’意味着什么吗？”爸爸言之凿凿。

 或许，现在的李晓还不能切实体会到编制的“含金量”，但她最终还是决定听父母的话，去城管大队报到了。因为她注意到在整个报名应聘的人群中，不乏来自复旦、上海交大、浙大等名校的硕士，甚至还有两名博士。“他们都来报考，这个职位这么抢手，应该有它的好处吧。”李晓说。

 曾几何时，大批“编制内”人士扔掉“铁饭碗”，形成波澜壮阔的“下海潮”。大学生在毕业时也面临戴黑（治学）、黄（经商）、红（从政）帽的选择。然而今天的年轻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大批的毕业生视考入“编制内”为最有进取心的表现。

 有统计显示，自2009年以来，每年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数超过100万，2013年更是达到了156万人，最热岗位的招录比竟然达到了令人咋舌的8436：1。除了公务员队伍，央企和事业单位也成了热门，大学生对户口、稳定、福利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创新和创造的激情。而与此数据对应的，则是一项调查结果——中国公务员是“幸福感”最高的群体。

 如此泛化对“编制”的向往，更多的恐怕是源于对编制“含金量”的向往。收入稳定、有社会地位、高福利、享受公费医疗、子女入学优先，甚至一些机构还能提供内部经济适用房。不必担心所在行业的景气与否，也不必理会外界经济环境的风云变幻。编制很多时候是与之捆绑的社会资源的代名词。编制与所附带的利益不脱钩，就必然有人愿意“死在编制内”。

 也正因编制有如此的魔力，2012年哈尔滨环卫系统向社会公开招聘的457个环卫工勤岗位，就吸引了1万多名报名者。进入最终竞争的7000多人中，约3000人拥有本科学历，还有29名硕士生。“有编制，能落户”是最大的吸引力，一个参与竞争的研究生声称“死也要死在体制内”。

 媒体把努力挤进体制内的年轻人称为“稳一代”，这绝不是国家之幸。面对越来越多的“城管硕士”“大学生淘粪工”“本科生清洁工”，我们仅仅是苛责他们“饥不择业”吗？是什么让他们非要进入“体制内”才感觉安全？

“我们又何尝只想求稳？年轻时谁不想拼搏一把？但是往哪儿拼？向哪儿搏？”一位多次参加事业编制考试的年轻人对“稳一代”的评价感到“愤愤不平”。正是当前社会房价、物价空前提高，编制内外的巨大待遇差距，让年轻人不得不选择进入编制内。

“编制热”还折射出我国的教育危机。毕业生的科学精神、竞争精神逐渐丧失，功利的价值观、贪图稳定安逸的生活取向，成为引导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驱动力。社会舆论中对“成功”片面宣传的长期作用、学校正向思想教育引导的弱化，都是追求编制的“稳一代”形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