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6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提出了实现社会现代化必须以牺牲原有道德为代价的理论。在东方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初期，也都出现了社会道德滑坡的现象。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代价论”在实践层面上是以“性自由”与“性解放”为突破口，其理论依据就是人的自由与解放。40年后，人们吃惊地发现，人类正在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

 一、对美国“性文化”的评说

 美国20世纪60年代提倡“性解放”、“性自由”，并且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道德价值观。在青少年圈子里，性放纵被视为正常，十五六岁的女学生如果敢于承认自己是处女，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耻笑。有资料显示，在80年代的美国，80％的未婚妇女和90％的未婚男子都有过性经验。更早的一份资料表明：50％的已婚男人和25％的已婚妇女有过婚外性关系。以性描写招徕读者的小说充斥市场，以性暴露为宗旨的杂志如《花花公子》和《风尘女郎》长盛不衰，“儿童不宜”的Ｘ级影片受宠于各大影院，而电视台晚上12点后播出的极尽暴露之能事的录像、电视片，则是成人们的特别“夜宵”……。

 20世纪60代美国性自由、性解放的兴起，是自身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2001年8月台湾《新新闻》第八期有一篇文章：《性派给台湾什么启示》大致介绍了美国性自由的历史及其背景，对我们大陆当今的中国人会有一些启示。

 20世纪50年代，美国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个时期长大的一代，没有物质的匮乏与艰辛，他们无所事事、充满寂寞，渴望与别人的亲密接触，这就为性解放提供了迅速发展的“潜力”。

 20世纪60年代，美国嬉皮文化，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在战争的阴影下，他们以与女人做爱来消解内心苦闷与彷徨。

 20世纪60年代，在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中，就属弗洛伊德最红，他的一些名言，被当时信奉性解放的美国青年挂在嘴上，念念不忘。弗洛伊德说：“所有的快乐都源自性快乐”；“精神官能症起源于不满足的人的性需求”；“不管在男人或女人身上，性干扰是造成疾病最强大的影响力量”。把这些话集中在一起，就产生了《花花公子》创办人海夫纳最自豪的一套“性的哲学”：人们需要性发泄，认真的性发泄造就健康的人。

 1960年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通过了让口服避孕药正式上市。这就为性爱与生殖脱钩提供了方便，因而也让性爱与家庭之间的链条迅速断裂。性爱──不怀孕──不生孩子──不带进家庭的机制，才有真正的“性的解放和自由”。

 1967年在弗尼吉亚州，对于一个白人娶了一个黑人作妻子的白人要进行审判。当时，在美国还有16个州的法律不允许白人与黑人结婚。美国最高法院的最后裁决是“白人有权利娶黑人为妻”。这个判决，使得20世纪60年代的叛逆青年们欢欣鼓舞。

 20世纪80年代，先后发现了无法用抗生素治疗的疱疹和艾滋病，它们主要是通过性交过程传染的。这两种病，对于性解放者起道了一定的“阻吓”作用。人们发现，性解放和死亡挂上了钩！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不只是家庭道德这类“保守”思想的回潮，还有浪漫爱情追求的起死回生。于是，性自由的喧器开始退潮。

 以上，是美国近50年来“性自由”的大致回顾。从中我们至少得到如下启示：其一、在歌舞升平、蜜罐里泡大而又缺乏理想信念的新一代，容易成为“性解放”的“生力军”，性走近了儿童和少年，就可能使他们在“自由”与“快乐”之中，变成了性的奴隶，并更加趋向动物化；其二、人与禽兽的“本能”无区别、“性享受”与“性消费”是“人的权利”等等“性哲学”，冲垮了传统的“性伦理”、使性变成了一种“游戏”，使“人”变成了性的“工具”和“商品”，它为性解放、性商业以至性犯罪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三、各种媒体的“性广告”以及大量性的文学、艺术、影视作品，为整个社会性的堕落并使得整个社会逐步容忍这种性的泛滥与堕落，制造了舆论和烘托了氛圍；其四、政府的相关法律、法规为性的堕落提供保护和创造条件，就加速了全社会的“性化”和“性文化大国”的确立；其五、艾滋病和各种性病的迅速蔓延，又给正在发展的“性化社会”泼了一盆冷水，刚刚获得“性的自由与享受”，又与“死亡”挂上了钩。它迫使人们反省和检点自己的行为，重新认识性的价值与神圣，重新体验两性的和谐、爱的共融与爱的聚会，重新恢复“人”的神圣与尊严，进而向传统“性伦理”和“家庭”幸福的回归。这一短暂的历史反复及其付出的代价，将为21世纪人类文明的新自觉提供理性的支持。这5项内容，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家庭解体降低了新一代国民素质

 性自由导致了家庭解体。当一个国家的离婚率突破50％的时候，人们看到了整个社会基础的动荡等消极后果，就会重新审视性自由与性解放的的社会价值。那种“一个国家的离婚率越高，其文明程度就越高”、“家庭不断重组，能够提高婚姻质量“等等怪论，必将逐渐失去其招摇撞骗的市场。家庭大量解体的一个突出的恶果，是“破损家庭子女群体”的迅速膨胀。当一个国家青少年中的这个群体达到60％左右的时候，当此类子女在青少年犯罪率中突破80％的时候，人们就不难发现，长辈们的“欢乐”给后代酿成的“苦难”。

 在20世纪的后50年，家庭解体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在美国，离婚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与一个有20年婚姻历史的爱人离婚，就如同辞掉一个雇用了20天的佣人一样容易。美国有人说过：“为了爱情，就可以不断地离婚”。西方世界，从1960年到1990年，结婚率下降了30％；但从1972到1992年离婚率上升了230％。其中，美国离婚率上升了230％；瑞典上升了230％；法国上升了300％；日本上升了150％。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离婚率多在50％左右。

 在中国当今有有2.3亿个家庭。自八十年代初第二个婚姻法公布以后，每年离婚的比例呈上升的趋势。1981年的离婚率是4.7％；1991年8.7％；1992年8.9％；1995年10％；1996年达到了12％。北京市的离婚率，原来一直低于全国的平均数，但是，近在九十年代上升得很快。1981年是2.1％；1987年是5.27％；1988年6.37％；1889年9.44％；1990年15.2％；1991年16.5％；1992年17.7％；1996年达到了23.8％。16年来增长了11倍多。东京在1996年是30％，北京正在赶超东京。1996年上海是28％；天津是17％。

 面对东方和西方，家庭解体的速度大大加快，有人说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有人说这是人类向野蛮和愚昧的回归；有人说这是一种道德爬坡的体现；有人说这是社会道德滑坡。众说纷云，有待研究，更有待历史实践的检验。但是，这需要时间，更需要付出历史的代价。

 其实，家庭解体，不仅仅是夫妇之间两个人的私事，而涉及到子女教育、社会安定、未来民族整体素质等重大社会历史问题。

 美国日益增多的离婚案，使400万儿童住在外祖母的家里，其中有33％的儿童，就从来没有同父母一起生活过，有近50％的儿童是由母亲陪同住在外婆家，6岁以下的占52％、6--11岁的占30％、12--18岁的占18％。这400万儿童，占美国儿童总数的6％。美国社会学家维尔芬格的研究，这些家庭解体的子女，到了成年的时候，他们的婚姻解体的可能性比没有这种经历的人要大的多。

 美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无父单亲家庭子女群体的膨胀。1994年有120万个家庭离婚，其中有53％的人有未成年的子女。当今美国有50％的儿童在18岁以前经历了父母婚姻的破裂；大约33.3％美国儿童现在生活在单亲家庭；在美国现在有30％的未成年的小孩是非婚生子女。黑人未成年的小孩中，有68％是非婚生子女。（▲埃菲社1997年.9月.7日华盛顿电）

 家庭解体的速度加快，导致了家庭对子女进行启蒙教育、尤其是品德养成教育的功能严重消弱，进而导致了美国新一代公民道德水准乃致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急剧下降、青少年犯罪率急剧上升，迫使政府多雇警察，多建监狱。然而，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新一代国民没有受到良好的和严格的道德教育与训练的话，那么，再多的警察、再多的监狱也是无济于事的。

 英国，在1994年已有25％的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到2000年将达到50％。中国在一些大城市也有8—10％的小学生是破损家庭的子女。日本，在1991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有77.7％的犯罪青少年属于无父母，有25.9％的犯罪青少年生长在单亲家庭，只有1.4％的犯罪青少年生活在完整的家庭之中。在美国的监狱中的青少年有57％的犯人是来自单亲家庭的。上述资料表明，家庭的结构与青少年犯罪之间的内在联系。